（一）

　　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决定性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二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计划经济是极少数人指挥大多数人从事生产活动；市场经济是绝大多数人在市场的调节下自己决定生产活动。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发展，调动了千千万万企业管理人员，生产技术人员（包括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必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相比经济体制改革的非凡成就，教育体制改革的收效不大，个别措施甚至起相反的作用。究其原因是没有从抓住调动广大校长们、教师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根本问题着手。（这里指“广大”，不是指个别名人）。

　　“现行的具有典型计划经济特征的教育权力体制，过分强调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因而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主要表现为一种以命令服从为主要特征的高度集权方式。……因而带来很大的弊端。”“在新情况下，传统体制的危机全面暴露，过分集中的教育权力必须在教育发展的新情况下进行重新分配。”（摘自《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第345页）。该书正确地指出存在的问题，但对“高度集权”的弊端仅仅消极地认为是“一些本应由社会或学校来做的事务被集中到政府，……政府的教育负担越来越重。”其实高度集权的根本弊端在于妨碍了充分发挥广大校长、教师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没有创新的学校不可能培养出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二）

　　学校传授的是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本身也是科学，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客观规律。探求客观规律、认知客观规律和传承客观规律，从而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出推进人类文明事业的继承者是学校的根本任务。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人只能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但不能改变它。科学面前无权威，这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据。因此在科学领域内（学术领域、教育领域）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必须提倡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必须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领导。高度集权的体制用在领导科学和教学工作上显然很不合适。

　　“高度集权”的弊端已经指出多年，在教育界也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现在是从解决“高度集权”的弊端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带动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的时候了。

　　在目前必须尽快改革的内容是：

　　1．高校管理权限全部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最多留一二所在京的大学作示范）；

　　2．各高校的校长人选在充分民主酝酿的基础上由省、市政府报省、市人大常委会审选，各高校的经费预决算由省、市政府报省、市人大常委会审批；

　　3．各高校内建立各种有责有权的决策、咨询、评议组织，决定有关办学的重大事宜。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诸如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选骋，教育计划制订，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制，招生工作，学籍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等等均由学校自主决定实施。

　　这样改革的目的有二：一是解决教育部对全国高校的“高度集权”；二是解决各高校内部的“高度集权”。因此，从全国来说可以调动各高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高校本身来说可以调动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

　　教育部在于2000年以前直管院校为27所，合并调整后直管院校达73所（如果以合并前的院校为单位来计算，则直管了200～300多所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有20000～40000学生，规模巨大，学科门类繁多，原有基础和特色各异，有的是好几所万人大学合并而成。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几乎概括了我国优秀教育资源的大学，又大部集中在少数几个省市（见附件）。教育部直管这么多大学就很难照顾地区的需要，行业的特色，也很少有精力来监管非直属大学和其它各种社会力量办的大学。现在教育部要管成千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领导干部，每年要分配上千亿的高校事业经费、建设发展经费和其它各种名目的经费；要批示各校规划、基建项目、招生计划、专业设置目录、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生院、国家实验室……等。这样具体的工作样样要管，宏观问题没精力好好研究，就极易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给各种腐败行为提供方便。现在各外地高校在北京广设驻京办事处，千方百计拉关系，结人缘。学校领导三天两头跑北京，俗称“跑部钱进”，加上这些领导干部本人还要搞项目，就没有多少时间来调查研究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教学和科研、思想道德教育和行政管理；没有多少时间来认真学习有关“二个务必”、“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抓”、“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等的极重要的中央文件和精神。此外，对于教育部直管的学校，省政府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插手管理。可以这样说从通过2000年前后的改革，教育部对全国高校的“高度集权”问题不仅仅没有解决或减轻，反而是大大加重了。因此，目前教育改革的关健措施就是像各部委不管企业的生产活动那样，教育部不直接管高校。

　　教育部不直接管各高校的好处是：

　　一、有助于落实“中央宏观调控，以省级政府为主的统筹管理体制”，高校的问题在当地解决，不要“跑部钱进”。

　　二、有助于推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提高民主决策和监督的力度，使得各咨询、学术、评议等组织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有助于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使选择高校领导干部的工作，更贴近基层实际，更接近教育和科技系统的广大群众。在干部队伍中有利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的建立。

　　四、最根本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快实现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步伐。加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制度的建立，进一步调动广大高校领导干部、教师们的责任心、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

　　高校教师拥有的文化科技知识使他们更易接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更易理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易接受继承和概括了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十六大以来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和决策，都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高校教师的理解、支持和由衷拥护。他们是我们党建设先进文化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完全可以依赖的积极的核心力量。因此，把管好高校的千斤重担交由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学科、热爱自己的岗位、热爱自己的学生的广大教师来承担，必将极大地解放智力生产力，从而改变全国高教系统“要走一起走，要跑一起跑，要进一起进，要退一起退，要对一起对，要错一起错”的千篇一律的沉闷状况，出现百花齐放、万木争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不管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水平多高，也抵不上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育部不直管高校是我国高校领域体制改革的无法回避的一步。